浮生八书（7）  藏 书 记 愁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陈 魏 忠

    对于写作的人，常有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之感，所以喜欢藏书，以备有用之时查阅参考。

    从我蛙井之见所知所猜，台湾的李敖先生是中国人的藏书冠军。若不是他藏书多，《李敖有话说》哪能连绵不断的说下去。他博览群书，博古通今，引经据典，唇枪舌剑，舌战群儒，全是他的藏书“充栋”，资料丰足。

    多并不就好，如果没有一把“金钥匙”，使查找极易得心应手，那么藏书越多越糟。这是写文章找资料的人都体会到的。

    我坦言崇敬李敖，胜于“粉丝”“玉米”追星“超女”。我崇敬李敖藏书之多，更佩服他收存有方，编排有法，安放有序，查找有法。要不然，连床底、走廊都塞满书籍的诺大一个书库，即使你脑袋如电脑，搜索枯肠，也难得心应手找到如意资料。

    如前所述，我自认是“穷书生”，藏书之少，肯定不及李敖的百分之一。那么少，如俗话所说“蚊臂（比）与牛臂（比）”，没得比。但竟敢专题写藏书，还说“记愁”，何“愁”之有？真不知人间有“羞耻”二字。

    书虽不多，但编排安放无方无序，有时要查找一些资料，翻箱倒柜，也似狗咬乌鱼无从入手，你说愁不愁？

    自己非学者，也非收藏（书）家，每遇书柜爆满、或装修、或搬家，总要减负。这种减负够愁煞人。拿起一本书，心大心小，七上八落，忽而“藕断丝连”，忽而又想“一刀两断”。举个小例子：一本关于医治牙病的书，是几年前遇牙痛所买，几次清理书籍都逃过一劫，最后一次是连同旧报纸几角钱一斤卖掉。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巧事，就在当天下午，我竟然牙痛（多年未有牙痛）起来。追悔莫及，只有骂自己一声“他妈的真笨”以解愁。

    在举棋不定取舍留去的书籍时，最愁的是面对一种会“变色”的书。请听故事：

   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，城里一片白色恐怖。一个书生手执一本《苏东坡文集》，被巡城白军拉住，喊一声“就是这个苏维埃先生作反”，手起刀落。还有一个姓“马”的市民，也是“马克思先生”，逃不脱人头落地的劫难。

    这故事是我从解放初期书报上看到的，不能做历史的见证人，但我深信那是真的，因为蒋介石的******是极其反动的，它的士兵是极其愚昧无知的。

    下面则是自己亲历的第一手材料:1966年夏秋，“文革”热火朝天，在我教学的广州郊区口口学校也不例外，大字报铺天盖地。一张高高挂起的大字报:“留得五湖明月在,不愁无处下金钩——想变天，忘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保存实力日后反攻倒算！······”我莫名其妙，一位青年教师立即站起来批判：“你还想抵赖，我是昨天到你家在你书柜里偷出一本《增广贤文》查到的，你还在这下面划了红笔······”把偷书作立功已是天下一绝，孔乙己都要甘拜下风；划这两句作反动罪证更使天下人称奇。两年后的秋天，“文革”进入“清理队级队伍”阶段，我还是眼快手急，忍痛把藏书《静静的顿河》四大部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苏联作品和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一套套连环画付之一炬。听说这些连环画（俗称公仔书）如今一套值几千元呢。我不悔，因为不烧得多，就没有高价了。现在，能见证现场的教师除死了好些个外，全都活着，全都住在广州，只有那位“立功”的青年教师“文革”即去了加拿大。即使他还在，我也绝不会“反攻倒算”他的，因为如果一“反”，我这故事就不能成为真实的天方夜谭，难以成为吸引众多眼球的《写真集》了。

但我又不能不愁，不能不忧。那个******的白狗子恐《苏》恐《马》症和那位红旗下长大的青年教师《贤文》病，都是因为出于愚昧。

    愚昧是文明的大敌，文明是愚昧的克星！

    克敌制胜的良方就是要把整个国家都变成大书库，提高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。